互联网国际治理的中国智慧

互联网诞生以来广普国际、惠于民生已成共识,但如何实现科学、合理治理,是一个大课题,需要汇集智慧、沉潜共识。互联网治理的复杂性体现在,它不仅仅是一张无远弗届的物理网,互联网本身以及基于互联网信息传输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社会关系重置、领域重构、利益重组等,使得自“二战”以来所奠定的国际秩序发生了重大转变。因此,互联网的国际治理已经成为多个领域共同的前沿课题。

  中国自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迄今已历22个春秋,兼顾互联网治理的国内和国际两大挑战;中国基于互联网发展和治理的过程,从国际传播视角来看,是一个在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断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的过程,是中国网络信息化、信息现代化不断拓展的过程,是一个助力国际传媒和传播新秩序平衡发展、发出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声音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国有关互联网治理的经验教训同时指向定国与安邦,也将为互联网国际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西强我弱”还是“一强普弱”?基于互联网的国际传播形势变迁判断

  究竟互联网的诞生给中国国内和国际传播形势带来哪些冲击?世界该如何认识国际强弱形势的变迁,在此基础上,各国应该如何调适各自的政策导向?

  从中国国内来看,国际传播格局的“西强我弱”局面判断由来已久。这个“西”包括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我”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从19世纪美国报刊商业化、20世纪初期广播诞生以及40年代电视诞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从传统媒体时代就积累了丰富的信息传播经验,形成了独特的传播学和国际传播理论,建构了基于传媒寡头和西方文化话语领导权的世界传媒秩序和国际传播格局,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二战”以后,风起云涌的全球民族解放运动、反抗殖民主义运动以及新兴国家的建构,使这个传统媒体时代惠及整个西方世界而非全世界的传播格局的实质逐渐被显现。自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运动饱含着对于这种国际格局的反思和批判;包括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对于来自美国文化产品和传媒的质疑,被美国倡导的“西方盟友”政治想象力量所裹挟并臣服,改变了“二战”以后对于世界传媒秩序反思的理性轨道。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以及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范围内对于美国文化霸权批判的声音,被“冷战”所设计出来的意识形态魔咒所吞噬,并改变了世界传播力量的格局。自20世纪70年代,从部分西方国家内部发起的、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基地的、反抗旧的世界传媒秩序、建构新秩序的运动,因为“冷战”过程中国际阵营联盟的需要而被严重压抑。随着80年代美国带头、日本跟上,一些西方国家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旧世界传媒和传播秩序博弈几乎以美国和西方盟友的完胜而告终。回头来看,当时对于这样的一种传播形势的任何不敏感或者误判,都可能形成极为严重的后果——苏联的解体所带来的国际震动延宕至今,而其中传媒力量的博弈更是被提升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高度来审视,其重要性不可不察。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诞生和国际化带来崭新的传播体验,信息在物理网上无障碍的传播,实践层面对于“边界”的跨越,修正了理论上“边界”的概念。包括海关等一切国家权力的代表,在互联网所代表的世界里日益符号化,国家的边界被互联网的力量所修改,文化的影响渠道也从频道、频率、版面等传统领域抑止,而在个人指尖以及个性化的终端唱响——理论上来说,网络空间足够大,容得下所有力量遨游,只要你有足够的资金、时间和人力。于是,各个国家投身网络发展的海洋,争先恐后地发展自己,被各自所能跨越的阶段性胜利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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